期刊精粹 | 尺度重构下的国外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分析【抢先版】

【编者按】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以飨读者。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尺度重构下的国外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分析》的精华版，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欢迎读者指正、讨论。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批判性思考了“去地域化”理论的不足，提出了强调“再地域化”的“尺度重构”理论，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以1970年石油危机为分界线，全球相对固定的空间社会地域结构被不断地“创造”、“调整”和“转型”，以适应与承载新的发展环境，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特征。基于此，本文以大伦敦规划、巴黎大区规划、东京首都圈基本计划、首尔首都圈重组规划为例，以1970年石油危机为分界线，分析国外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的发展演进特征，提出了三大共同趋势，即权力下放的主体转变与协作导向，区域竞争力导向的多元发展议题与多中心分散集聚的区域空间布局。同时，本文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规划进行了展望。

图1  大伦敦、巴黎大区、东京首都圈、首尔首都圈空间规划演进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尺度重构”理论下的国家权力转移首先影响到了首都特大城市地区空间规划的编制机制。在大伦敦和巴黎大区，空间规划的编制权在1970年左右从国家层面转移到了区域层面，分别建立了大伦敦议会和巴黎大区议会作为编制主体，并发展为现在的大伦敦当局（GLA）和巴黎大区政府。在东京和韩国，虽然编制权力仍属于国家政府，但国家政府逐步开始注重与地方政府的沟通以及规划实施的地方府际协作。在这样的背景下，规划内容也逐步从“限制”和“控制”走向了“战略引导”发展，强制控制性条款和措辞减少，战略引导性条款和措辞增加，给予了地方更多的决策空间，并从“目标导向”的计划分配走向了“问题导向”的协作治理转变。

“尺度重构”所带来的区域协作与全球协作，改变了“诸侯经济”式的城市间过度竞争，并在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大等全球挑战下，使得各城市之间开始以区域公共问题为导向，基于更多元的价值取向而共同努力。在规划上体现为从“增长导向”的规划议题走向了圈层转型、包容发展、可持续发展等“多元导向”的规划议题。

“尺度重构”理论的国家权力下放背景下，区域发展有了更高的自由度，而加之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时空压缩”潜力，区域层面的城市化将向更大空间范围扩展，并按不同距离的圈层进行再集聚，从而促进了区域多中心城市布局的出现。同时，大伦敦、巴黎大区、东京首都圈与首尔首都圈都在其空间规划中，出于集约发展、中心辐射、地区带动的目的，进一步强化规制了“多中心”发展格局。

在京津冀地区，空间规划编制机制是“国家主导”的模式，其集中决策的属性在工作效率上相对于单纯的区域主导有明显的优势，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为避免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巨大波动，本文认为“国家引领、区域协作”的东京模式在近期更值得借鉴。面对政绩竞争所带来的协作阻碍，以及协作可能催生的博弈成本和风险，需要设置互惠（针对府际）、互信（针对府际）、互通（针对市场）三方面的措施。

京津冀在后奥运时代虽然经历了一系列区域协作探索，但京津两强极化，生态、住房问题交织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仍然明显。就此，京津冀的空间规划也可采用多中心的空间发展模式，合理利用平衡与极化两种模式进行分散聚集。在多中心发展过程中，功能疏散成为一大难点也是关键，我国以疏散“低端功能”为主的措施经多年实践验证，不能作为长远之计。借鉴国际经验，成功的首都功能疏解首先在理念上需要认识到周边城市并不是中心城市的附属；同时，借助当今发达的通信交通技术，外迁部分国家行政功能和一些不会明显依赖实体空间聚集带来的规模效应的功能。一方面，政府起到“带头作用”；另一方面，真正意义上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当然，外围承接功能的城市，也需要主动发挥比较优势，进行功能配置。

作者：吴骞，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博士研究生

编辑、排版：张祎娴

本文为本订阅号原创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将自动受到“原创”保护

延伸阅读